崔振龙：关于审计署职能的问题，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以前审计机关一直定位为维护经济秩序。从最近几年发展来看，我们慢慢地认识到，审计在民主政治的建设上能发挥作用，这也是一个进步。

　　审计首先针对政府行为，特别是公共财政制度建立以后。不可否认，由于审计对政府经济活动加强监督，在反腐败当中的作用正在凸现，各国审计机关都承认审计机关在反腐败当中的作用。

　　我们原来审别的部委可以，但是不能审财政部，1995年审计法出台以后能了，应该说覆盖面都有了。尤其是现在，应该是没什么阻碍。就目前实践来看，审计署应该是没有受到其它行政机关的影响。

　　《21世纪》：审计署之所以能够实施“铁腕审计”，其独立性至关重要，随着审计署地位的显著提高，这种独立性如何逐步加强呢？

　　王东京：审计署这样的机构特别要强调独立性。国家审计署在国务院领导之下，这里面隐含了一个前提，就是国务院的决策是永远都不可能错的。我们始终相信本届政府的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都勤政廉政，不会盲目决策。但是，一届政府只能管几年，制度设计才能管千秋万代。怎么样对国务院决策进行审计呢？现在还处于“够不着”的状态。

　　所以，我建议审计署划归人大，增加审计的独立性，这样审计署不但可以监督几大银行、监督财政部、发改委，还可以审计国务院的决策效果。

　　朱小平：我觉得审计署不是出纳会计，它只能是事后的报告，而不可能越俎代庖，进入监督决策层面。而且，在实践中，完成了事前审计，事后也不好再进行监督。

　　张以宽：在提高审计独立性方面，将审计署划归人大领导还是难以处理问题。西方很多国家的审计机关隶属于议会，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同于西方的议会制，我们的祖国审计机关确定归国务院领导，现在马上划归人大来领导也不行，人大的力量需要加强。

　　关于审计署的部门归属，可以有几种考虑，一种是建议成立审计委员会，隶属于国务院但高于一般的部委；也可以将审计署和监察部合并，使审计、监察一体化；还可以成立国家审计委员会，由国家主席直接领导，这在日本、菲律宾都有先例。

　　崔振龙：我们现在所谓监督不到位主要指决策领域，尤其是高层的决策，但实际上，决策会直接影响资金的流动，有流动都是可以监督的。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审计机关对决策本身是否能拥有监督权。这要考虑两个方面，首先，如果是一个完善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高权力机关在国家预算管理当中实实在在发挥作用，这样一些问题应该是由决策机关拍板，审计机关由谁来领导都可以。如果这样的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划在哪儿都不行。

　　其次，对于高层政府决策审不审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是都会存在的。澳大利亚就很明确，他们都以为，新一届政府是选民选出来的，对其政策下面具体活动可以审，但是这个政策的好坏，只能由选民下一届投票的时候评价。所以，我们讲审计的独立性毋庸置疑是很重要的，但是任何形式的独立性都是有限的，不存在绝对的独立性，都是相对的独立性。

　　独立性也体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形式上的独立，即组织机构独立。另一个是精神上的独立，比如说审计长自己能不能够做到客观公正，这也是很重要的。现在社会上称“铁腕审计”，事实上承认了审计长有精神上的独立。

　　审计长曾经表示，不断后路当不了审计长。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当过审计长的人，以后再也不能任公职了，这是公职的最高境界。在我们的祖国，审计最后还是服务于我们党的执政，党的执政有很多平台，人大和政府是在党领导下的两个执政平台，审计机关设在哪个平台上取决于是否更加有助于监管。我认为，目前的体制是比较合适的。

　　《21世纪》：我国对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审计机关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这会不可能影响地方审计的独立性？

　　王东京：对于地方审计机关，还是垂直领导比较好，有利于独立性的发挥。审计机关属地领导，很难监督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道理很简单，刀刃砍不着刀把，自己不可能监督好自己。

　　崔振龙：我的看法不太一样。审计长接受记者正常采访的时候也说，地方审计机关受政府干涉确实存在。但是，我们设计审计制度的时候，审计是为了监督预算执行的，是一级政府一级预算，对这一级预算的监督应该也是在同一级。如果我们什么都搞上下垂直领导，要地方政府干什么？

　　王东京：地方政府有很多事要做，但监督地方政府的职能，决不能由地方政府自己代理。过去的问题是该收的没有收，该放的没有放。比如投资决策权是要放的，但工商、审计、监察都要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