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国外学术期刊较为关注政府审计的职能范围、腐败与文化、逃税与遵从等相关议题；国内学术期刊关注中国领导下政府审计的发展历史、政府审计的理论探讨、政府审计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中的角色及作用等研究议题。本文简要回顾2021年在国内外代表性学术期刊发表的与政府审计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期对把握政府审计研究的新动向和前沿进展有所裨益，从而逐步推动有关问题的研究并服务政府审计实践。

　　政府审计活动的职能及范围继续受到学者关注。Liston Heyes和Juillet提交给《 公共管理杂志》（Public Admin istration）的一篇文章以加拿大2000-2019年政府部门的3245份审计报告为基础，对报告文本中出现的四类关键词的演进情况作相关性分析，根据结果得出：加拿大在过去20年间对联邦公共服务的监督活动规模明显扩大，体现为每年报告数量增加，尤其是内部审计或评估审计活动成倍增加，而立法审计活动数量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过去20年里加拿大公共审计活动的范围整体上也发生了扩张，对遵从（Compliance）、绩效（Per formance）和风险（Risk）等三大主题更加关注，而对财政经济问题（Finance）本身的关注度相对降低。

　　一些学者关心税务审计与纳税遵从问题。Ma等在《国际经济与金融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Finance）撰文指出，以加大税务审计强度的方式来提高纳税遵从，应当考虑审计对象的风险偏好。针对税务审计的记忆式特性（TaxAudits with Memory），他们建立理论模型考察这种审计特性与行为人在税收逃逸、资产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其逻辑分析结论表明，税收逃逸会缩减行为人对高风险资产的投资，增加其对低风险资产的投资，税务审计的记忆式特性对行为人的风险资产有效持有量没有影响。记忆式特性对逃税的影响与行为人的风险偏好具有密切关联：低度风险厌恶者会减少逃税行为，高度风险厌恶者会增加逃税行为。当审计强度加大时，对于低度风险厌恶者而言，审计强度与逃税之间的负相关性加强；而对于高度风险厌恶者而言，审计强度与逃税之间的负相关性减弱。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借助审计强度来增加对逃税的惩罚，具有效力上限。采用税收减免或加大罚金的方式来降低逃税也应当谨慎，因为这些手段的效力也与行为人的风险偏好程度有关。研究者基于138个国家2006-2015年的数据分析表明，强化审计或提升公司的道德感均具有减少税收逃逸的作用。相比较而言，提升公司道德感要比强化审计更具有减少税收逃逸的效果。研究者进一步发现，在董事会富有效率、高收入国家以及对投入资产的人进行适度保护的环境中，企业道德行为提高和强化审计规则具有更强的逃税抑制效应。然而，在低收入国家，强化审计的方式反而促进了税收逃逸行为。

　　关于国家审计在中国领导下的发展历史。汪德华等在《财贸经济》刊文，以时代发展为主轴，系统回顾了建党100年以来中国领导的国家审计的发展历史和特征，聚焦不同时期的审计机构设置、管理体制和审计职能分析，指出审计监督自建党以来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方面被赋予重要使命，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与新时代要求相适应的党的统一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模式已经确立。党领导下的国家审计发展历史表明，党和国家的事业大局离不开审计监督，党的统一领导为审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指明了前进方向，增强了审计的权威性和独立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制度须坚持守正创新，重点是要结合我国基本国情不停地改进革新管理体制、拓展职能空间。张晓玲在《财经研究》刊文回顾了1921-1949年中国审计思想的演进，认为党在这一时期的审计思想由浅入深递进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财政与监督 理论，中国传统国家审计思想，西方审计方法及理论是当时中国审计思想的三个重要理论来源。文章指出，中国审计思想在这一时期的演进中，形成了三大理论 创新，包括在党的领导下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监督思想、强调民主法治、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审计工作的根本目标。董大胜在《审计研究》刊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审计法制建设为线索，对党领导下的国家审计制度演进进行回顾梳理，指出我国审计事业和审计法制在党的领导下得到了长足发展，完备的审计法制是依法审计的基础，依法审计是审计工作一定要遵循的根本原则。依法审计首先是依宪审计，结合2021年审计法的修订，他从被审计单位范围规定、审计事项规定、审计机关地位规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审计机关的要求、改革审计管理体制的任务等五个方面分析认为，当前宪法中关于审计的规定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已经难以适应审计实践和发展的需要，并建议未来要认真研究和完善宪法中关于审计的有关规定。

　　政府审计是什么、应该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在国家审计的本质研究方面，许莉在《审计与经济研究》刊文指出，中国国家审计的根本目标是“为国而审、为民而计”，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审计对象和范围应适应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环境变化而动态调整，国家审计的职能不断拓展，以“经济体检”的方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并成为党和国家监督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崔雯雯和张立民从应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角度，在《会计研究》刊文探讨国家审计的功能从监督处罚扩展到风险防范的必要性、理论基础、实现机理和相关的政策建议，指出国家审计能够最终靠监督政府权力、查病因、治已病和防未病来更有效地参与重大风险治理。上官泽明和刘力云在《审计与经济研究》刊文，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年全国审计工作会议内容为基础，采用关键词研究方法，梳理总结了近年来我国政府审计工作的特征。他们指出，作为党和国家监督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国家审计的首要定位是经济监督，要求逐渐完备审计工作机制，近年来着重关注“反腐”“改革”“发展”等目标，在审计对象上追求全覆盖，在技术方法上注重科技强审，在自身建设上注重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在审计项目组织管理上注重整合统筹、质量控制和结果利用。

　　一是政府审计与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在宏观及区域层面，任慧莉和陈希晖发表在《南京社会科学》上的文章从曝光效应、威慑效应和防御效应方面，分析国家审计对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产生作用的逻辑机制，并以政府审计在服务江苏省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中的典型做法和存在问题为案例，对政府审计服务区域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提出路径优化建议。在中观及城市层面，郭檬楠和郭金花发表在《当代财经》上的实证论文，以在六省一市开展的审计管理体制改革试点为自然实验，考察地方审计机关独立性增强、对地方政府财务依赖减弱等方面的综合改革对促进地方经济高水平发展的影响。他们基于对285个城市构成的面板数据分析根据结果得出，政府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整体上对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政府治理效率具有积极效果，并且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效应主要发生在东部地区城市和非省会城市。在微观及企业层面，董志愿和张曾莲在《审计与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论文关注政府审计覆盖中央企业这一事实，基于央企控股全部上市公司构成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政府审计以公司治理为中介促进企业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并且在本身发展条件较好的企业中开展政府审计会具有更强的促进效应；王光远和郑晓宇在《厦门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上发表的论文则从开展行政审批改革跟踪审计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角度，寻找政府审计与高水平发展之间的联系。

　　二是政府审计与政治文明和文化建设。王善平和谭雪在《会计研究》上撰文探讨国家审计治理地方政府行政代理问题的机制，指出国家审计治理地方政府代理问题的主要机制包括查错纠弊机制、督促整改机制、揭示问题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贺宝成和熊永超发表在《审计与经济研究》上的文章通过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地方政府治理效率，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来考察国家审计对于政府治理效率及其溢出效应的影响。文章借助2008-2017年省级层面的有关数据，并将核心解释变量设定为一个综合国家审计揭示、问责、整改、协作等四大功能的“国家审计功能”指数。在对模型做必要控制变量设定或检验的基础上得到的基础结论表明，国家审计对政府治理效率及溢出在总体上具有非常明显积极影响，但同时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由于要素市场的调节作用，审计促进政府治理效率的非消极作用在市场环境越优越的地区越强烈。王彦东等发表在《审计研究》上的文章以国家审计的揭示、抵御和预防功能为视角，借助2008-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国家审计对于营商环境的影响。文章认为，国家审计通过发挥揭示和抵御功能明显提升了营商环境水平，对地区的行政、法治或市场环境产生积极影响，但预防的功能不明显。后小仙等发表于《经济与管理评论》上的实证研究论文以2008-2017年省级层面审计厅（局）长个人特征数据、职务任期及其取得的审计成绩为基础，分析发现省级审计厅（局）长任期与审计监督绩效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审计厅（局）长年龄越大越可能在审计中察觉缺陷或者提高被审计单位整改的力度，审计厅（局）长受教育水平越高、具有经管类专业教育背景者可能具有更高的监督绩效。于是，有必要完善审计厅（局）长任期制度，稳定任职预期，强化教育和人才教育培训，提高审计厅（局）长的专业胜任能力，完善审计结果运用制度和问责和整改机制。

　　三是政府审计对于推进社会和谐、生态文明建设功能方面的研究。在推动社会和谐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是与扶贫效果、乡村振兴等相关的研究议题。由刘力云负责的“国家审计在决战脱贫攻坚中的作用研究”课题组在《审计研究》刊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政策和扶贫审计情况，从五个方面提炼国家审计促进脱贫攻坚的经验做法，指出国家审计发挥作用的具体体现是推进脱贫攻坚政策措施精准落实落地、促进扶贫资金有效使用和项目高效管理、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和揭示扶贫领域腐败问题、促进扶贫工作有关政策完善，并立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得出经验启示和工作展望。李晓冬等在《西安财经大学学报》刊文对开展脱贫攻坚政策跟踪审计的理论基础和监督成效进行了探讨。赵保林负责的“国家审计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研究”课题组在《审计研究》刊文专门探讨乡村振兴审计问题，从产业高质量发展、环境保护、民生保障、扶贫稳固、人才振兴、投融资机制建设等六个方面阐述了乡村振兴审计应关注的内容和重点，并提出路径举措方面的建议。王爱国和郭胜川在《改革》刊文探讨了生态文明审计的内涵，指出生态文明审计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制度保障，在本质上是责任审计制度、经济监督制度和绩效评价制度，生态文明审计应着力在生态文明建设管理系统、制度体系、项目资金、行为作业、业绩成效等方面发挥非消极作用。孙玥璠等发表于《审计研究》的实证研究发现，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促进了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并且对于非国有企业、未受过表彰的企业具有更强的履责促进效应。杜俊涛等发表于《财经研究》上的实证研究表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会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影响地方政府的土地管理策略，主要是通过提升政府治理水平、改变地方竞争目标以及影响环境治理等方面影响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并且减缓土地价格扭曲。韩峰发表于《中南财经大学学报》上的文章则实证考察了国家审计对治理雾霾的效果，并发现在大中城市效果明显，建议进一步发挥国家审计治理效能、推进跨区域协同审计。

　　前文仅选择2021年度刊登在学术期刊上的部分学术文章，并按一定的逻辑脉络作扼要梳理，受篇幅限制还有不少学术论文未涉及，亦未涉及对学术专著成果的梳理推介。扎实的学术研究成果对于推进和繁荣政府审计领域的相关研究具备极其重大价值，务实的审计工作实践能够为推动政府审计领域学术研究提供重要的选题依据、数据来源和方向启示。

　　首先，深化对我国国家审计本质及其发展脉络的研究，有助于在理论层面解答国家审计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以及审计事业本身高水平发展的动力源。2022年初召开的全国审计工作会议强调，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推动新时代审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统领。如前文所述，2021年国内学术期刊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领导下国家审计事业发展进程方面的学术文章，以及对政府审计职责、范围、委托代理问题等进行理论探讨研究，这些研究深刻阐释了党的领导对于审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审计的本质等内容，为更好地开展国家审计、明确国家审计的主责主业提供了学理性支撑。

　　其次，扎实推进政府审计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效应的实证研究，有助于在更大范围评估政府审计的成效，跳出个案看一般，为推动政府审计在实践中取长补短提供重要参考。2022年初召开的全国审计工作会议还指出，要继续在推动构建集中统一、全方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管理体系方面迈出新步伐，在发挥宏观调控“工具箱”作用方面作出新贡献，在审计自身建设方面再上新台阶。做好这些实践性的工作，一方面，要明确审计当前所处的地位、优势、劣势和潜力。当前的实证性研究采用翔实的数据和必要的模型设定，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深化了政府审计国家治理效能的认识，指出了其发挥效应的中介机制、逻辑过程和效应评价，有助于实践界用更宽广的视野去理解开展当前工作的起点。另一方面，要明确审计工作创新的方向在哪里。一些学术研究成果提出了当前我国政府审计领域存在的障碍和堵点，并提出政策优化建议，尽管这些建议不能直接用作实践领域的具体工作指引，但在较大程度上构成了推进实践的认知性基础。

　　再次，推进审计业务实践领域和学术研究领域的沟通合作前景广阔。在学术研究方面，政府审计有着非常强的应用性，纯粹进行理论层面的研究或纯粹以符号逻辑进行推演的研究非常少，推进政府审计的学术研究天然需要厚植于审计工作实践的土壤。当前，我国也迫切地需要以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的学术研究。在业务实践方面，政府审计工作逐渐重视对项目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型审计注重对具体审计项目或者审计对象开展深入研究，强化课题意识，以服务审计实践为导向，从而形成客观准确的审计结论和可操作落实的审计建议，以高质量的审计成果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审计学术研究则强调将审计体制机制改革以及审计实务中形成的数据信息转化为学术语言，在研究对象上往往超越具体的审计项目，更注重形成具有一般性、规律性和方向性的研究结论。由此可见，尽管学术研究和业务实践各有侧重，但二者具有广阔的合作沟通空间，如可以在完善相关体制机制的前提下，在数据信息挖掘、重大课题研究等方面开展深度交流合作，优势互补，互相促进。（作者单位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